6月5日下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张凤阳教授应邀在线为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作题为“爱国主义的情感政治学诠释”的学术报告。报告会在德正楼508会议室召开，马克思主义学院部分教师及全体研究生参加了此次报告会，会议由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梅景辉教授主持。

张凤阳教授从大家耳熟能详的爱国歌曲《歌唱祖国》讲起，指出其中蕴含的爱国主义在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的两种不平衡性：其一，在政治理论教学中，爱国主义的价值证成理路不畅；其二，在公共舆论场域，爱国主义的学理讨论与高水平研究作品罕见。爱国情感的概念来路，要从“国”的概念讲起。国家建设同样包含两个维度，一是作为暴力垄断机制的“统治体”的国家；二是作为国家认同机制的“共同体”的国家。虽然在政治实践中，国家认同机制的建构与暴力垄断机制的建构往往相互缠绕，但从社会心理意义上来说，纯粹的暴力机器只会令人恐惧，而不能使人产生发自肺腑的热爱。因此，要说明爱国主义的情感来路，必须借助“共同体”这一重要概念。接着，张凤阳教授回顾了西方文明史中“爱国主义”成长的历史与逻辑：古代哲人将国理解为像家一样的共同体，“祖国”在公共领域中进一步被赋予了政治意涵，成为了“爱国主义”一词的来路。但柏拉图将其称为“高贵的谎言”，揭露了其中的同质性与差异性。在古典共和的语境下，共和国逐渐成为全体公民的公共事业，公民将共和国视为最高认同，与国家构建起一种积极共生的关系。到了中世纪，基督教达成并维持了欧洲在信仰层面的统一，但在世俗政治领域四分五裂。以英法为代表的“绝对主义国家”努力塑造国民的国家认同，将王国表述为一个拟人化的生命有机体。这种所谓的“联邦国家”，意味着爱国即忠君，忠君即爱国。但是在绝对君主体制下，个人权力必然会无限扩大，甚至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在启蒙语境下，“祖国”成为了一个人对自己身在其中并拥有自由和法治保障的国家的归属感，爱国也成为了一种政治美德。但张凤阳教授指出，这种自由主义国家理论是参照市民社会的逻辑建构的，人们不得不通过契约来规定交易各方的权利与义务，构建具有法律效力的锁链式约束。而问题在于：公民对祖国的忠诚、热爱和奉献，无法用理性算计的交易契约来解释。到了法兰西共和革命的语境下，爱国教育再次发生了巨变。随着法国大革命，国旗、国歌、国庆等现代民族国家象征符号的产生和公民向祖国集体宣誓的政治仪式的确立，1973年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后国王作为“祖国之父”的尊位烟消云散，祖国的象征也随之成为广义上的“母亲”。最后，张凤阳教授指出，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有着“联动－共生”和“分叉－梗阻”两种类型。尽管理想的期待是在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中搭起桥梁，但爱国主义情感的轰然爆发也表明了国家认同之于政治认同的逻辑优先性。并且，一种健康的爱国主义应当是开放和包容的。因此，“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不仅仅体现在国内的民族关系之上，更是广泛地体现在爱国教育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上。总而言之，要让政治认同、制度认同、国家认同联动共生，从而让爱国主义在价值上得到正当性辩护。

梅景辉教授对本次学术报告作总结点评。他指出，张凤阳教授从政治现象学、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对爱国主义作了丰富而深刻的阐释。对我们有着四点重要启发：第一，要深入理解作为“共同体”的“国家”的内涵与价值，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与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较中，发掘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国体系和西方共同体体系的共通性。国家既有作为垄断统治体的一面，也有作为情感的政治共同体的一面，其正是作为一种“共同体”，才能形成有效的认同机制，这也是爱国主义的价值所在。第二，使一个大国中的不同阶层、不同利益诉求的成员形成共同意识、激发爱国主义情感，关键在于确立爱国主义的前提：即人民对国家的情感认同、理性认同和政治认同。爱国主义的本质是认同式的。当国家治理和发展成为人民的公共事业，做到“天下为公”，就能够构建人民的情感基础和认同基础。第三，张凤阳教授从“爱国歌曲”的生活现象中阐释“爱国主义”的根本问题，从生活世界的文化传统、社会规范、个性结构三个维度阐发政治学的核心理论，从而在国家认同和社会规范的基础上构建文化、社会共同体，从而激发个性结构中的共识。这种从生活世界理论与公共领域的融合中阐释政治学原理的方法引人深思。第四，张凤阳教授从概念史和词源学的梳理中阐发爱国主义本质，从不同概念中寻找爱国主义的同源性，并把概念史与思想脉络联合起来，这种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学习。最后，梅景辉教授强调，理性的爱国主义必须有确定思想基础，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政治哲学思想相融合，为当前的爱国主义认同理论奠定思想根基、提供实践路径。

（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