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江
（南京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
如何对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行一种具象化的描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把该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来进行描述和解释，就会把它作为一个对象并按对象化的认知方式来处理，这就必然会涉及概念、方法、框架这些词汇及其相应的处理方式，这些东西是在传统思维方式的认知和规训中形成的，而这些东西恰恰又是拉图尔所反对的。也就是说，如果按我们已经形成了的认知方式来理解拉图尔的思想，很可能会造成对他的错误理解。
其实拉图尔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他试图寻找并确立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认知方式来认识和理解社会事件和事态，但他又不得不用一些传统的认知概念和方式进行陈述。比如，虽然他不满意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这一称呼，但他又不得不把自己的思想称为“理论”而陷入传统“理论”的视域；他的被称为“联结社会学”的思想，虽然与传统的“社会的社会学”在思维方式上完全迥异，但他还是得把它称为“社会学”或“理论”。我们都是在过去的理论学习和规训中成长起来，即使有人声称创立了一种完全迥异的新认知，他还不得不在新“观点”和新“理论”的意义上进行述说，虽然他说的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每个人都是传统思维方式和自己形成的思维方式的囚徒。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尽可能地认识和理解拉图尔的思想，当然不同的人的理解可能有不同的路径。本文试图从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连字符“-”的视角以及他对该连字符的论述来认识和理解其“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新颖性及其思想上意义。
一、拉图尔对“-”的描述
拉图尔《重组社会》（Reassembling the Social)一书有个副标题“行动者-网络-理论导论”，英文是“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在行动者、网络和理论之间都是有“-”这个联字符。这该书实际上就是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系统描述（不是说明和解释），以及它在什么意义上建立了一种既不同意于传统的“社会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social）又不同于“批判的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的一种新的社会学——“联结社会学”（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在文中开始的部分使用”actor-network-theory”(后面基本都是用ANT这一缩写）这个词时，中间也都带“-”这个连字符，他还对这个连字符进行了专门的解释。
拉图尔论述说，从表面上看（相对于传统的社会学），“‘行动者-网络’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折衷方案: 预先设定的解决方案将同时考虑行动者和网络，在网络中前者被嵌入——这将解释连字符”。“在这样的一种不温不火的解决方案中，行动者的相互作用被一些赋予它们形状结构所淹没，这些结构本身仍然过于抽象，行动者没有被实体化、动员、实现或化身为某种地方性的、有生命的互动。”拉图尔认为，这种把“行动者同时被情境所控制并将其保持在适当的位置上，反过来，情境将同时成为使行动者行动的因素以及通过行动者的反馈所产生的因素”的做法，恰恰是对ANT的错误理解，还是用传统的社会的社会学方式来理解事物或事态；而那些使用辩证法的社会学家，用传统社会学家同样的词汇，在相反相成的两个方向上进行交替阐述，并且“旋转得越来越快”，这实际上是在两个仍然有问题的网点之间的连接给出一个表面顺畅的理由，这些辩证的思考者用一些诀窍“将文物埋藏得更深”，他们声称矛盾已经被“克服”了——这是他们用来形容“掩盖”或“偷走”的神奇词汇。“不难看出，为什么即使他们的手连接了不存在的网点，他们仍然那么有说服力。但是，在拉图尔看来，当这种用来建立类似于公民与他们的议会代表之间矛盾联系的不可缺少的“套索”被视为“体制内”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时，它就失去了所有的优点。 “行动者/系统的困境是公民与他们的共和国之间矛盾关系的社会理论层面的有害投射。”（《重组社会》，169-170页）
拉图尔这段描述是说，“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行动者与网络的关系，不是把行动者固定在情境的结构中所预设好的固定关系，不是那种用“社会的”结构、实体、元素等及其因果关系嵌套在社会情境的整体框架中来说明行动者的可以确定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其实是以一种用社会的构成要素及其固定关系结构来对其中的行动者进行解释和说明。在这样的理论中，行动者的行动及其原因和结果都是确定的，如果已有的概念及其资源不够用，还可以增加一些新的概念和关系甚至用辩证法进行辩证地加以发挥，以便克服其矛盾和解决不了的问题。
说到底，这种的理解，实际上就是拉图尔所说也是他一直批判的俄罗斯套娃——大的套着小的层级结构——的解释模型。
这显然是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错误理解，这种理解就是回到传统社会的社会学的老路上，根本没有什么新颖之处，就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折衷方案。
【注：从拉图尔的论述看，我的观点可能和蔡仲老师的观点不太一样，拉图尔对实践概念的理解，我不知道，我会去看蔡老师提到的文章《我们能回到唯物主义吗？》；但我认为不能把拉图尔的观点理解为马克思所说的矛盾关系的展开。上面拉图尔的论述就说明了这一点。】
拉图尔在《重组社会》中还说：“在研究过程中，每当决定用本地的和相互连接的各个网点取代任何规模的行动者们而不是将这些行动者们按微观到宏观进行排序时，就是在追踪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因此把这两部分用连字符联结是必要的。”这句说是说，怎样做才是追踪行动者-网络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如何看待和理解将行动者联结在一起而构成一个网络。
这里的联结，肯定不是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的联系，也不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自然的相互作用关系，而是不可通约的行动者之间因需要而被调动的连接关系。也就是说，拉图尔不去（或者避免）讨论事物的内在性像本质、结构、机制、属性这些事物现象背后的东西（不是不承认这些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及其本质，只是认为这样的认识有预设、想象的成分，不但没有获得认识的目的，而且还带来了许多无法克服的问题），而是把它们看作现象、经验层面的孤立的、各异的东西（不可通约于本质、实在、结构等抽象或一般性的东西）；这种行动者之间的连接是因某一行动者做事的需要而调动其他行动者所产生和构成的的关联。
拉图尔接着说：“第一部分(行动者)揭示了一个狭窄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世界上所有宏大的成分开始被孵化（be hatched）;第二部分(网络)可以解释通过哪些交通工具，哪些痕迹，哪些路径，哪些类型的信息，世界被带入这些网点，之后在那里被转运，并被泵出其狭窄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带连字符的“网络”不是作为情境的一种神秘存在在那里而是作为把行动者们连接在一起的剩余物的原因。它不像情境那样是另一个维度，给过于狭窄和贫乏的描述提供体量，而是让关系保持扁平并为“交易成本”支付全额账单。并不是说有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而是说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宏观-微观之关系: 第一种视角是构建一系列俄罗斯套娃——小的被封闭，大的实施封闭; 第二个视角是配置连接——小的是要被断开的，而大的是要被连接的。”（179-180页）
这段话有几个要点：
第一，在任何一个事件开始出现的时候，都发端于一个地方性的小空间，这个事件要继续发生和变化，需要有行动者出现并能调动这个小空间之外的其他行动者参与从而建立联结；这里的“被孵化”就是小空间之外的行动者因与该事件的联结而开始被不断的调动，发生作用的过程。
这样的视角与原来的传统社会学的视角已发生根本的改变，不是预先设定宏观的情境及其内部的结构框架，就像大的套娃中套小的套娃一样；而是从事件发生的行动者这个地方性的、狭小空间中的行动和他所需要调动的行动者及其联结关系入手来展开描述，它是从狭小的地方性空间走向被调动和联结所形成的更大空间的网络。其中的行动者是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和创生性的东西，而不是要被固定和需要解释的东西；事件的规模和发展的程度因行动者所调动的网点数量和联结的程度而不确定地变化，并且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正如拉图尔所说：“行动者自己创造一切，包括他们自己的框架，他们自己的理论，他们自己的背景，他们自己的形而上学，甚至他们自己的本体论。”在这个意义上，拉图尔说：“社会学家的工作不是代替行动者来决定是什么群体组成了这个世界，是什么能动者让他们行动。她的工作是建立一个人造的实验——一个报告，一个故事，一个叙述，一个说明——在那里这种多样性可能被充分展开。”（从这里可以看出行动者的行动与追踪者（观察者、描述者）视角的不同）
第二，网络是行动者行动和调动其他行动者及其他们之间联结作用所留下的痕迹，并因前者状况的变化而变化。行动者-网络-理论之所以只是描述而不能是解释或说明，就是因为通过描述者像蚂蚁一样的辛勤工作，就能追溯到这些行动者行动所留下的痕迹——网络。因而，事件的描述就是一个在列表中添加行动者及其联结的过程。也就是说，网络是一个工具箱，“它们并不指明被绘制的是什么，而是指明绘制来自这个区域的任何东西的可能性。它们是放置在地理学家书桌上的设备的一部分，可以让地理学家在一张纸上绘制任何图形。”
拉图尔用“铅笔画画和画铅笔的形状是不一样的”来说明彼此的区别，行动者-网络中的网络与现实中实际的互联网是不一样的。使用行动者-网络，“你可能会描述一些完全不像网络的东西——一种个人的精神状态，一台机器，一个虚构的角色”，等等; 相反，你可以描述一个网络——地铁、下水道、电话——这些都不是用“行动者-网络”的方式描绘的。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是把对象和方法混淆了。因而，ANT是一种方法，而且基本上是一个消极的方法; “它只字不提它所描述东西的形状”。所以，拉图尔说：“ANT更像是一只铅笔或一只画笔的名称，而不是要被绘制或被描画的特定形状的名称。”
因此，对“网络”的理解，完全取决于描述者允许他的行动者们(或者更确切地说，你的施动者们（actants)）做什么，怎么做。仅仅被连接、相互被连接或异类聚合是不够的。这完全取决于从一种行动正在流向另一种行动的行动类型，因此才有了“网”(net)和“运行”(work)这些词。拉图尔说：“我们应该用‘作用网络’（worknet）这个词而不是‘网络’（network）这个词。应该强调的是起作用、运动、流动和变化。”（这里的work应该译为“行动”“运行”“运转”更为形象）
第三，网络中是有许多网点的，网点上是行动者，在网点与网点之间，是转义者的具体行动，有交通工具及其转运、有携带的信息和路径、等等，从而把不同的网点上的行动者联结起来并留下真实的痕迹，因而是可以追踪的。在研究者追踪的过程中，不预设什么，不界定和解释行动者是什么，就是抓住行动者之间的联结及其这种联结所留下的网路痕迹就足够了，并且能完成社会学最初的使命。注意，这里的“行动者”不是一般的所指而是特指，即“将任何自足实体为了维系自己生存所必需的全部属性而进行展开”的行动者。（《事件哲学》：第230页）即“行动重新分配”，它追踪的是“那些属性完全展开之自足实体的可视的可能性”。其“理据就在于哲学家一贯是通过生成（to be)这一动词及其同一性问题而非通过拥有（to have）这一动词及其性能和活动的范围来进行思考”（第230页）即网络正在改变原来用“拥有”（朋友、关系、协议……）而现在由更强有力的“生成”来进行界定。在网络中，运行（work)突进到了前台。
网络还有它“易于坚持其脆弱性”的特征，并以“多面向性进行运作”：“在网络长度许可，和有足够的天线、继电器和中继器等能够维持任一行为活力的地方，任一网络所‘覆盖’的领域都是多面向的”，充满着各种可能性。因此网络就意味着“行动被彻底重新分配”（第231页），即事件的行动者的行动不是按在社会中被固定的或者设想好的实体及其互动关系来解释的，而是根据事件的行动者所调动的其他行动者的属性及其展开所留下的痕迹所描述和界定的。导航工具的使用事件、网上购物过程的事件都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正如拉图尔所说的，“带连字符的‘网络’不是作为情境的一种神秘存在在那里而是作为把行动者们连接在一起的剩余物”。这是一个从关注复杂个体及其所调动的行动者的联接所构成的集体的过程而不是相反。
“概言之：每当行动被设想为网络时，它将不得不为了扩展而倾其所有，它主要由空隙（voids)构成，它可以被中断，它完全仰赖于其物质条件，它不能只是无偿地到处扩展（它的多面性就是完全的本地化。网络是去除之前例如自然、社会或权力、概念等魅影的最好方式，它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神秘地扩展到任何地方。”（第231页）
第四，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是“展开联接”（deploys connections）。从对待宏观-微观的关系看，传统社会学的视角是构建一系列俄罗斯套娃——小的被封闭，大的实施封闭; 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却是“展开联接——小的是要被断开的，而大的是要被连接的”。这样，描述者的世界景观，不是金字塔式的层级大小结构，而是一种从地方性到全球性的因行动和联结所编制的平坦地形图。
比如，军队的指挥和控制中心，它并不比数千英里外士兵正冒着生命危险的前线“更大”、“更宽”，但很明显，这样的作战室可以指挥和控制任何事情——顾名思义——只要它通过不间断的信息传输与战区保持联系。因此，这里的恰当的地形学不是把前线“归入”某种支配一切的力量，而是将两者都本地化，并通过某种良好的电缆连接起来，这就是拉图尔所说的“平坦化的地形”。
因此，连字符“-”展示了行动网络理论中最为关键的东西：行动者之间通过各种转义而构成的一个联结网络。ANT就是追踪行动者之间互动关系所构成的各种关联之网络。这个网络不是固定不变的，其描述的程度和规模，会因为描述事件以及所关联的网点而发生变化。比如，在霍布斯与波义耳关于空气泵的争论中，你可以以空气泵为焦点展开描述，也可以以霍布斯与波义耳之间的争论为焦点展开描述，也可以以真空的程度为焦点展开描述，但在以不同的焦点展开描述时，所其调动的行动者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是不一样的。
这里边有建构的因素，但建构是由描述者来决定和实现的，它涉及哪些行动者、行动者之间是怎样联接的（看行动者的行动及其对所关注的事件的作用及其结果，这些都是看得见的（经验的）、各网点是如何联接又如何运用运载工具进行转义的，等等，它构成一个长长的列表。也就是说，行动者及其数量，网络的规模都是由描述者决定的，而这些行动者如何构成一个规模性的网络，要看事件发展演化的实际过程，行动者的互动及其相互联接所构成的网络是变化不定的，充满着各种可能性，它们如何变化和发展要看事件的实际演变，但描述者只关注行动者之间经验可见的互动作用的联接关系，不预设世界观，不在俄罗斯套娃的观念中从大的到小的层次上来分配和认识对象，也不预设和探究事件背后的所谓“本质”“实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拉图尔是个相对主义者，认为事件在不确定性的各种可能性中变化和演进；事件没有本质、实在，没有固定的生成过程，一切看行动者的行动和可能调动的联结。事件的描述者也只能追踪这些行动者及其可见的、经验到的各种联结。他的口号就是：“追随联结，追随行动者本身。”
二、从连字符看行动者、转译和网络及其关系
行动者-网络-理论中有三个关键词：行动者、网络和转义。但如何解释和理解这三个关键词呢？学界对三个关键词都进行了较为深入和详细的讨论和论述，但似乎还是难以准确地把握和理解行动者-网络-理论，本文试图从连字符看行动者、转义和网络及其关系。
在《我们从未现代过》的第一章“危机”的开头，拉图尔描述了“杂合体的增值”，报纸上报道的任何一个事件把不同的地点（就是网络中的各个网点-本文作者注）联系起来，“地平线、股票、时政、行动者（actor)——所有这些事物之间都是不可通约的，然而在这里，它们却被同一个事件串联起来”（第4页）。比如，巴黎嘉莱教授实验室中的培养基感染艾滋病毒，政府首脑、化学家、生物学家、绝望的患者和实业家，所有这些“共同纠缠在一段不确定的经历之中，而生物学家和社会则杂糅其内”（第4页）。报纸上“此类混合报道”不断增加，“它们勾画出科学、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技术和小说之间彼此纠结的情形”（第5页）。“所有的文化、所有的自然、每天都在不断地重新组合并纠缠在一起”（第6页）。“它们将我们的世界编织在一起”（第6-7页）而构成一个网络。但是，在传统社会学家那里，却“把病毒所追踪的这一网络切割成很细微的薄片”，于是“我们就只会发现单独的科学、经济、社会现象、地方新闻、情感和性”（第6页）。
上面的围绕某一事件（感染艾滋病毒）所涉及的行动者（地平线、股票、时政、行动者、染艾滋病毒，政府首脑、化学家、生物学家、绝望的患者和实业家，等等）“被同一个事件串联起来”“每天都在不断地重新组合并纠缠在一起”而构成一个“杂合体”的网络，很能代表拉图尔对他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描述。（其实在《科学在行动》一书的开始部分，拉图尔也是从描述这种变化的杂合体开始的）
拉图尔还说：“我们并没有寻求某种准确的角色定位，只是选择在吸引我们的地方追踪这一杂合状态。”（第8页）“为了能够在不同的情形中自由地来回穿梭，我们依赖于转译（translation)或者网络这类概念”。
“这种研究并不讨论自然或者知识，不讨论那些自在之物（things-in-themselves)，而是讨论所有这些事物被连接到我们的集体或者主题周围的方式。”（第9页）
拉图尔对三种社会学理论进行批判，并由此阐发他的观点及其与他们的不同。（第12页）
总体讲，我的结论是：
（1）行动者的不可通约性——打破传统社会学的解释框架，把行动者看作黑箱，不在更大的语境和更深的微观层面界定和分析行动者。行动者被纳入网络是因被调动而进入的，即被关联而进入而构成行动-网络。
（2）转译的资源调动性和不确定性——因调动资源而使行动者之间产生连接并使事件产生不可预知的变化、甚至突然终止。
（3）网络的串联性和杂合性——网络是围绕同一事件串联各种行动者及其行动所留下的痕迹，就像辛勤的蚂蚁爬行所留下的轨迹，它是可以追踪的；各行动者及其行动所构成的事件因彼此不可通约而又相互缠绕，因而表现为具有杂合性的杂合体——“物的会议”。
这个网络不是由可见的、固定不变的实体网点所构成的，但还是可以用由许多网点所构成的串联网点组成，只是这些网点是由起作用的行动者及其行动所构成，并且因在事件或事态变化过程中的关联和作用而不确定地变化着的，因而是worknet,而不是netmork。
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连字符表示的是不可通约的行动者们是如何因关联而连接成一个有迹可循的网络从而构成一种联结社会学。
其实，把这种联结社会学说成是一种理论并不准确，拉图尔也明确指明这一点。从联结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它是沿袭了社会的社会学和批判的社会学这种思路来发展一种新的描述社会的方法，这种方法及其描述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学的做法，就是要打破以框架、理论的方式来说明和解释社会现象的做法，只是出于学科发展的沿袭性和习惯性而还是称之为一种社会学或理论。另一方面，行动者-网络-理论英文的缩写ANT正好是蚂蚁的意思，而后者恰恰能表征行动者-网络-理论，既像蚂蚁那样行动：慢行、不要跳跃、使每个事物保持平坦。所以，拉图尔还是沿用了卡隆首先使用的这个词组“行动者-网络-理论”。
拉图尔说：After ‘go slow’, the injunctions are now ‘don’t jump’ and ‘keep everything flat!’
三、从西方认知史看拉图尔思想的新颖性及其问题
西方哲学史是一部追求确定性的认知史，从本原、本原应具有的特征，到苏格拉底的概念辩证法、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到后来近代哲学的经验论、唯理论直到康德的哲学都试图追求确定的知识，为知识大厦奠基。但是这个任务不但没有完成，反而凸显了这个任务的不可能性，一切的都是变化的，充满着不确定性。
拉图尔实际上是在承认世界及其事件的不确定的情况下，在传统的社会学都无法在本质的意义上来认知世界的前提下，寻求我们如何才能描述世界和事件这个问题。在康德所说的哥白尼革命的意义上，进行反哥白尼革命。
传统的认知模式就是逻辑经验主义所打造的，我们可以把它成为1.0版的；库恩开始动摇了这里模式，强调人的心里、默会认知的认知作用和意义，用科学家共同体的接受和认可来科学认知的信念，可称之为1.5版的；拉图尔更进一步，否认确定性东西的存在，一切都是变化的，对外部世界和社会世界的认知也是一样，强调以不可通约的行动者之间的相互、磋商、调动和联结所构成的可追踪的网络的形式来描述世界，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2.0版的。
但是，拉图尔的描述所呈现出来的结果，能成为知识吗？能给出我们关于科学研究和实践的真实图景吗？或者说，我们能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获得什么？我不知道，我一直没有搞明白。难道是因为我还是受西方传统认知模式——追求预设、框架、本质、实体、层级结构——所规训二不能自拔吗？
我非常赞同盛晓明老师的观点，哲学始终在追求规范性，当拉图尔的ANT只强调描述时，科学实践还剩下什么？它与普通人做成一件事情而去调动各种行动者如何区别开来，难道就是规模、程度上而没有本质的区别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看待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哲学不是一直在为科学及其知识辩护吗？如果取消辩护的作用，科学哲学还能干什么？
重要的是探究者在任何可能的地方记录这种“网络”形状的可能性，而不是不得不把数据切断成两堆:一堆本地数据，一堆全球数据。讲述一个行动者网络的故事，就是要能够捕捉到这些众多的联系，而不是从一开始就通过一些关于一个互动或某个社会集群的“真实规模”的先验决定而搞砸它们。现在应该很清楚了，ANT首先是一个用于部署任何形状的抽象的投射原则，而不是关于地图上应该出现哪个形状的具体的任意决定。（177-178页）
拉图尔的解决方案包含如下三个步骤：
第一步：本地化全局：在方法论上将传统社会学先预设俄罗斯套娃——大的套小的——式结构反过来操作，从事件的发生地出发，追踪与该事件发生的有连接关系的诸多行动者的行动的轨迹网络，来描述该事件的发生及其演化。也就是，重新定位全局，从而打破将互动导向“情境”的自动行为。
第二步：重新部署地方性：根据各种转义者的在活动中所留下的轨迹展开列表，展现经验的、可见的、在各种连接中所展现的样态。也就是，重新部署本地，以便理解为什么互动如此抽象。
第三步：连接各个站点：在上述方法论视角和重新部署地方性的条件下，在平坦的、并列展开的各种连接回路中描述事件。这个写作的过程就是：列出表单并结构性地描述。这里的“结构”与传统社会学所采用的事先预设的结构、框架、情境是完全不同的，而是描述者根据他所分配的地方性（依据行动者的具体行动及其形式）所展现出来的网络而展现的。也就是，连接前两个步骤所揭示的站点，强调构成社会定义的各种运载工具，即关联。
（作者简介：王荣江，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